论安徽寿县孙家鼐家族对我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贡献

汪谦干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所，安徽  合肥  230053)   《民国档案》2004—2

 摘要：安徽省寿县孙家鼐家族近代以来人才辈出，对我国近代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⑴孙氏家族创办了一系列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企业，如阜丰面粉公司、中孚银行、通惠实业公司、通丰面粉公司、通益精盐公司等，形成了著名的通孚丰企业集团，还参与创办了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直隶滦州矿地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及济丰面粉公司等。⑵寿县孙氏家族成员参与发起了我国近代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组织，如1904年孙多鑫、孙多森发起组织了上海商学会；1906年在上海商务总会的改选中，孙多森当选为协理；孙元方参与发起了上海银行公会，并任两届副会长。⑶寿县孙氏家族企业有关负责人参与了我国近代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活动，如1936年中孚银行总经理孙仲立作为中国资本家代表出席了第二十届国际劳工大会，中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顾翊群参加了中美白银协定的谈判。

关键词：安徽寿县；孙氏家族；近代经济；贡献

On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Sun Jia-nai Fami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n Modern History

安徽省寿县孙氏家族是明朝洪武年间由山东济宁迁来的，世代耕读传家，未有显达。但传到孙崇祖时，身名突然显赫起来，号称“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他的五个儿子中家泽、家铎、家鼐中了进士，家怿中了举人，特别是孙家鼐在1859年高中一甲一名进士，后来又做了光绪皇帝的师傅，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从此，孙家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仅成为巨宗大族，而且代有人才，分别在政治、经济、军事、艺术等领域各领风骚，如孙多鑫、孙多森、孙多钰、孙多慈、孙一中、孙淦方等。本文主要讨论寿县孙氏家族对我国近代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

一、孙氏家族创办和参与创办了一系列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企业。

孙氏家族能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关键性的人物是孙多鑫、孙多森兄弟。他们的父亲名孙传樾，是孙家铎的次子，李瀚章的女婿，以军功累保江苏候补道，曾任金陵制造洋火药局总办，1886年去世。孙多鑫曾中举人，学养较高，颇受李瀚章喜爱，在李1889年出任两广总督时，招其充任幕僚。1895年李翰章称病辞职后，孙多鑫也束装返里。但他的母亲1893年在家乡去世后，弟弟孙多森感到家庭人口渐多，土地收益不敷支出，已由寿州迁居扬州，向其姑父何维健租用盐票，经营食盐运销业务了。孙多鑫便也来到扬州。[1]从此，兄弟合力投身实业，揭开了孙氏家族在我国经济舞台上有声有色上演的序幕。

1、孙氏家族1897年在上海创办的阜丰面粉公司是我国近代第一家具有较大规模的机制面粉企业。

我国是小麦生产大国，但加工小麦的技术极为落后，一直利用磨坊手工生产，耗时多，质量差。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家开始向我国输入机器加工的面粉。后又直接在我国投资设厂，加工小麦，生产面粉。销量越来越大，利润颇为可观。受此影响，从70年代到19世纪末，我国民族资本在天津、上海、芜湖、北京、广州等地也先后创办了机器磨坊10余家，用蒸汽机械为动力代替人力、畜力，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均有所提高，但规模较小，产量不大。其时，孙多鑫、孙多森兄弟经营食盐虽然也有丰厚的利润，但风险较大。他们看到面粉销路较广、进口日多，便想投资设立小麦加工企业。他们先委托管家宁钰亭到芜湖、天津、上海，调查机器面粉厂，并在上海英商增裕面粉厂试验加工了一批小麦，感到本轻利厚。孙氏兄弟后也来到上海，从海关了解洋粉进口情况，并实地参观了增裕面粉厂。从孙宝宣撰写的《忘山庐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农历4月27日到6月初5日，孙氏兄弟就与孙宝 宣会面8次。[2]可见孙氏兄弟这次在上海呆的时间较长，对面粉市场的行情有较为深刻地了解。他们回到扬州后在钞关门外购置了一处房产，准备投资办面粉厂。在筹备过程中，他们渐渐感到扬州虽靠近小麦产地，但面粉销路有限，企业难以有大的发展，而上海交通方便，信息灵通，面粉市场大，社会环境也较好，更适宜于企业的发展。于是，自1897年9月起，孙氏兄弟又来到上海筹办面粉厂。[3]他俩及其亲友共集资17万两[4]。他们先在苏州河畔莫干山路购置了50亩地作为厂房，并在1898年5月初拟定了面粉厂章程[5]，定名为阜丰机器面粉有限公司。孙多森任总理，孙多鑫任协理。此时，正值戊戌变法高潮，清政府积极鼓励投资设厂，并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规定：“或出新法，兴大工程，为国计民生所利赖”，均可考虑破格优奖，并授权集资设立公司开办，专利50年；能仿造尚未传入中国的西式旧器者，奖工部主事衔，许其专利10年等[6]。更何况孙氏兄弟的叔祖父孙家鼐时任吏部尚书，正受朝廷倚重，清政府对此自然积极支持，很快被批准“概免税厘，通行全国”。为了在同业中保持领先地位，孙氏兄弟决定从国外引进最先进的机器设备。约在1898年9月，孙多鑫起程到法国、美国考察，并以2.2万美金在美国爱立司厂（Allis  Chalmer Co）订购了一套设备，1899年回国[7]。到1900年6月设备安装完毕，正式生产，日产面粉2600包。面粉的商标是“红蓝自行车”和“炮车”[8]。第一年由于开始生产没有经验，销路未打开，亏损了7万多两。次年起便逐渐获利，1901-1903年每年盈利10余万两，3年收益就超过了投资。受此激励，1904年，孙氏家族再次增资13万两，添购机器，另建新厂，日产量达到7000余包。不久，又在无锡购地20亩，建筑锡丰堆栈用来收购及存储小麦。此后，更是抓住了有利的时机：1904年日俄在我国东北交战，面粉奇缺，阜丰公司趁机北进，大获厚利；1905年为抗议美国长期歧视凌辱旅美华工，全国掀起了抵制美货运动，民族工业品畅销，阜丰公司又获得丰厚的利润。一直到1913年，阜丰公司每年的赢利均在10万两左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面粉工业进入“黄金时期”，内销外销两旺，粉价上涨。据该厂1918年以来“帐略报告”记载：“1918年资本规银30万两，年终纯益153582两；1919年因帐略遗失，但本年获利是丰厚的；1920年资本由各种积余项下转出升值，改为银元100万元，年终纯益321009.82元；1921年入秋美粉运沪，络绎不绝，原有面粉出口，今年情形已大异于前矣；是年 纯益245289.94元。”[9]可见阜丰面粉公司利润的丰厚。1920年资本升值为90万元，另加现金增资10万元，资本改为100万元。1922年后，资本主义国家恢复元气，又开始向我国大量输入面粉，一些小面粉厂经受不住冲击，破产倒闭。但阜丰面粉公司凭借稳固的基础、强大的实力、优良的产品、成功的管理，不仅度过了难关，还一直稳步发展，先后租办了上海长丰面粉厂、无锡泰隆面粉厂、上海裕通面粉厂、上海祥新面粉厂、上海信大面粉厂，获得了较好的赢利。其时，阜丰系统日面粉生产能力可达51500包，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工厂日生产能力的11.39%。到1936年资产又升值为300万元。1937年10月阜丰厂建成了自动化圆筒麦仓，效率进一步提高。该仓象一座大楼，可储麦50万担，足够阜丰厂一个月之用；该仓也极为坚固，一直使用，直至2002年夏季，因工厂搬迁，原址要搞房地产开发，才将其炸毁。尽管使用了不少炸药，麦仓居然未炸倒。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地沦为“孤岛”，经济畸形繁荣。阜丰面粉公司也借助地利优势，获得一定的收益。据《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一书估计，阜丰面粉公司从投产到1940年，帐面赢利约为1580万元，为原始资本的37.89倍，平均每年赢利39.5万元；实际赢利则远大于此，仅1926-1937年的赢利就达1750万元，平均每年赢利145.83万元。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阜丰面粉公司陷入了艰难的境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又发动内战，致使阜丰厂开工严重不足，主要是代磨国民政府善后救济总署的小麦，因限于小麦来源，自营业务开展较少。曾一度在小麦产地安徽蚌埠投资合办信丰面粉公司，但不久即告停歇。到40年代后期，物价飞涨，卖出的面粉竟无法补给小麦。特别是1948年的“八一九”限价，更使阜丰公司多年的积蓄化为乌有。1949年上海解放后，因为阜丰公司原负责人逃走，主持无人，业务未定。1950年国民党“二六”轰炸后，生产停顿，亏累更深，资金短绌，调度维艰。这年秋季，阜丰公司对人事进行了调整、精简，仍难以维持。1951年4月经董事会议决聘孙豫方为总经理、孙晋方为副总经理，经过整顿，该公司开始筹款小量自营。下半年参加联营处后，该公司业务渐有起色，收支得以平衡。联营处结束后，该公司生产业务全部为政府加工，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道路。1955年10月参加上海私营面粉工业全业合营。1956年5月，上海市粮食局提出了进一步调整本市面粉工业的意见，将阜丰、福新两合营厂合并成为该市唯一的面粉厂。11月正式合并，称为公私合营阜丰福新面粉厂。阜丰面粉厂从此结束了由孙氏家族主导它命运的历史。

阜丰面粉公司在1916年4月还与山东济宁人刘韵樵等合作投资建设了济丰面粉公司。阜丰公司是将最早购置的日产面粉2500包的全套设备作价6万元作为股份投资到该公司的。济丰厂占地38亩，房屋近200间，面粉主楼高5层。在火车站建有仓库一座，占地20多亩，房屋近百间。该厂1918年7月13日正式开车生产。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面粉销路较好。1922年后随着洋粉的倾销，济丰厂的销售越来越困难，到1927年10月终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停工。此后，该厂受政局影响较大，生产时开时停。1946年中共第一次解放济宁时，就与厂方合营生产。解放军退出济宁后，该厂便停工。1948年7月14日，中共第二次解放济宁后，该厂被收归国有，先改为铁工厂，1949年春又恢复为面粉厂，现为济宁第一面粉厂[10]。此外，阜丰面粉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哈尔滨投资建立滨丰面粉厂，因效益不佳，不久停歇。

2、孙多森为中国银行第一任总裁，孙氏兄弟参与组建了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直隶滦州矿地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均任协理。

就在孙多鑫、孙多森将阜丰面粉厂经营得红红火火的时候，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召孙多鑫入幕。孙氏兄弟考虑到该厂已步入发展的正轨，有一人经理足够，且兄弟二人对企业的经营与计划有些分歧，更不必株守在一起，徒起纷争。1905年夏，孙多鑫欣然北上，在直隶“综理官银号事”[11]，执掌直隶的金融机构。其时，周学熙任天津官银号督办，孙任总办。周、孙通力合作，盘活了天津官银号集聚的资金，支持了天津工商业的发展。随着清政府“新政”的实施，全国掀起了一股投资实业的热潮。周、孙既掌握了一定的资金，又有办企业的经验，便决定投资兴办自己的企业，即启新洋灰公司。该公司原名“唐山细绵土厂”，是直隶总督李鸿章1886年命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筹集官、商股银10万两兴建的，1889年投产。由于该厂的原料来自广东，成本较大，一直亏损。1892年唐去世，张翼继任督办后，见该厂已将股本亏赔殆尽，就将其停办。1900年周学熙就任开平矿务局总办后，拟恢复该厂。不久，发生了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开平矿务局被英国商人骗占，细棉土厂作为其附属财产的抵押品，也被侵占。1902年开平矿产被骗事被清政府发现。清政府要求袁世凯将其收回，袁世凯委托周学熙办理。经过几年的交涉，1906年7月7日周终将细棉土厂收回，并将该厂改名为启新洋灰公司。新公司组建后，周学熙任总理、孙多鑫任协理。孙积极协助周清产核资、筹集资金、招募商股、制定章程、组织生产等。该公司所需资金开始主要由天津官银号承借100万元，条件极为优惠，如期限10年，年息5厘，且无任何担保。招募商股的进展也很顺利，孙氏家族积极投资。该公司投产后，效益极佳，仅8个月就还清了全部官款。正当孙多鑫全力支持周学熙兴办北洋实业的时候，天不假年，这年12月29日孙多鑫因突患急性阑尾炎症，医治无效而病故。长期担任中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对北洋实业有较多了解的包培之认为，“孙多鑫是个沉默寡言、不喜出头露面而善于在幕后策划的‘诸葛亮’”；“北洋早期出现大规模的实业，是以袁世凯为后台，在孙多鑫的策划之下，由周学熙出面，三人进行合作的结果。”[12]

孙多鑫去世后，袁世凯又召孙多森北上兴办实业，所谓兄终弟及，孙多森继续着兄长的事业，接任天津官银号总办、启新洋灰公司协理的职务。周学熙、孙多森合办的第一个企业是滦州矿务公司。因开平矿产无法收回，1906年8月周学熙计划在开平矿附近设立一个滦州矿务公司，希图“以滦收开”，即通过“开发利源”，以“收回利权”。次年他向袁世凯递交了报告，此举得到袁的支持。农工商部也准予注册，饬令“滦州地方三百三十方里矿界以内不准他人开采”[13]，明定该矿系北洋官矿，为北洋军需服务。该矿因此超过“北平矿界三十方里”十倍的范围。该矿仍由天津官银号招股承办，仅几个月就把200万两的商股募齐。后又续招股本300万两。孙多森又协助周学熙开展各项筹备工作。此后，滦州矿务公司与英国商人经营的开平矿务局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终因势单力薄，滦州矿未能打败开平矿，被迫接受开平矿的建议，实行开、滦合并。周学熙、孙多森等人虽然未能实现初衷，但此举体现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心。

此外，1907年冬，周学熙、孙多森等人，为实现“以滦收开”的心愿，保全地权，又向时任直隶总督杨世骧建议由官商合筹，招股100万两（只招华股），成立“直隶滦州矿地公司”，专为承办矿场用地及建筑场房等事。得到批准，招股工作进展也很顺利。该公司在开、滦合并后，仍然保持独立，完全由华商经营。

孙多森还协助周学熙创办了京师自来水公司。为了卫生和消防事业的需要，1908年3月，清政府决定在京师兴办自来水厂，名称为“京师自来水有限公司”，性质为官督商办，任命周学熙为公司总理，孙多森为协理。4月开始筹建，仍然由天津官银号招股，共招来商股300万元，实际使用了270万元。该公司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阻力较大。周、孙等采用了各种办法，工程虽然顺利完工了，但自来水公司一直亏损。

孙多森在1910年4月还担任直隶劝业道的职务，但不久遭到直隶省咨议局的弹劾，被人指为“庸人”，遂辞劝业道职，继续经办北洋实业。从孙多森一生的业绩看，称其为“庸人”，应为“诬称”。

辛亥革命爆发后，孙多森作为清廷和议代表，于12月随总代表唐绍仪去上海议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便回到天津。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后，于1912年7月任命周学熙为陆征祥内阁的财政总长。9月10日周学熙在财政部内设立“筹办国家银行事务所”，简派金邦平为总办，孙多森为会办[14]。金因丁忧请假，未到职。12月23日，任命孙多森管理中国银行事宜[15]，聂其炜为协理。1913年4月28日，又任命孙多森为中国银行第一任总裁，聂其炜为副总裁[16]。孙多森由此成为中国银行的主要创办人。当然，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即1912年1月24日，孙中山就同意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并任命吴鼎昌、薛颂瀛为正、副监督。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也同意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筹备处也开展了一些工作。但孙多森担任中国银行负责人后，中国银行才真正具备国家银行的职能，成为一个具有现代金融知识的机构。他采取的措施有：⑴派人专程到日本考察日本银行的组织、制度，并带来几十本银行规程，据此草拟了中行的规则、制度。又用3个月的时间，参酌各国先例和本国商情，编成中国银行章程120余条。⑵在任内通过了《中国银行则例》。该条例于1913年4月7日由参议院通过、4月10日大总统批准、4月15日公布。在北洋政府时期，仅在1915年和1917年对之进行了两次小范围的修改，基本被沿用。⑶在人事管理上，主张各省分行负责人由在政界有相当资望的官僚担任，副职由英美留学生或熟悉银钱业务的担任，一般职员主要是吸收北方票号和南方钱业的职员加以新式训练来充当。这非常适合当时的实际，有助于银行业务的开展。⑷重视业务培训。在任内办有银行讲习所，由山西票号和徽州钱业保送有业务经验的职工30余人到所学习复式会计原理和制度。这些人后来分派到各地，均成为业务骨干。⑸大力扩展银行分支机构。中行初成立时，仅有天津、上海、汉口3处分行。孙就任后，先后添设了山东、河南、长春、营口、山西、扬州、青岛、奉天等分支行及西坝、镇江、大通、正阳等处派出所，并饬令各分支行次第经收盐税、关税，为经理国库准备。⑹设法推广钞票发行。到1913年6月孙离任时，中行发行总额已达684万余元。⑺派员到各处了解商情[17]。由此可以看出，孙多森很想在中行有所作为，但由于财政总长周学熙已因善后大借款辞职，粤系得势，且由于孙坚守银行岗位，未能满足袁世凯抽提中国银行钞票发行准备项下的现金，引起袁的不满，孙只得于7月离职。

3、孙多森组建的通惠实业公司是我国第一家控股投资公司，该公司参与投资建设了中孚银行、河南新乡通丰面粉厂、山东烟台通益精盐公司等。

孙多森离开中国银行时，正值二次革命前夕，其时，安徽省是国民党活动的重要基地。袁世凯决定免去国民党籍安徽省都督兼民政长柏文蔚的职务，由孙多森继任。此举遭到国民党人的反对。孙多森于1913年7月8日到安庆任职，7月15日芜湖第二旅就通电讨袁，16日孙多森即被皖军第一师师长胡万泰软禁，17日孙迫于形势通电宣布安徽独立，由胡暂行代理都督，孙留任民政长。胡本想杀掉孙，幸柏文蔚念宾主之谊（柏在辛亥革命前曾任孙多森的堂兄孙多枚的家庭教师），帮其说情，胡才将孙放走。25日，孙多森在南京发出通电，声称将赴上海就医。27日，袁世凯下令免除孙的本兼各职。次日，孙在上海发电声明：“自十六日起凡有安徽民政长印信及孙多森私印各项文件，均非出自多森，多森不负责任。”[18]袁世凯原谅了孙，在孙回北京后，派其为赴日实业调查专使，前往日本考察数月。1914年5月，孙多森与王克敏、陆宗舆及日本人中岛久万吉等在北京发起组织中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6月，农商部批准开业，资本500万日元，中日合半。在东京设总店，北京设总营业所，上海设分所，孙任总裁。

1914年6月29日，孙多森、周学熙、张镇芳等又发起成立通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9月8日，经农商部注册、袁世凯大总统批准，该公司正式成立[19]。筹备人为孙多森、萨福  、袁克文、李湛阳、区昭仁。该公司营业范围极其广泛：“一为各种实业之计划、经营及介绍，二为一切金融及信托之业务，三为各种债票之募集或经办。”[20]，为“中国第一家控股投资公司”[21]。该公司计划集股500万元，收足股本四分之一以上即行开业，实际筹集的股金中，有财政部拨的官股60万元，商股90万元。公司地址在北京绒线胡同。孙氏家族对该公司本身并不控股，但因掌握了人事权，也就控制了该公司，将其变成了实质上的家族企业。该公司由孙多森任总裁，财政部官股代表林葆恒任副总裁。孙、林与官股董事龚心湛、傅增湘、王筱汀组成董事会。实际上，龚与傅均在政府担任部长职务，王任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均无暇过问通惠事务，而林葆恒系孙的旧属，一向唯唯诺诺，俯首听命，通惠实业公司遂成为孙多森一人大权独揽的一统天下[22]。孙多森在筹建该公司时，还调配了一批亲信，如倚为左右手的方伯常、胡季樵是他任直隶劝业道时的部下，经理、工程师等大部分是从阜丰面粉厂选调的[23]。这样，孙多森在该公司拥有很高的威信，该公司也能自觉地为孙氏家族服务。随着孙氏家族经济重心的南移。1930年5月22日通惠公司总部迁到上海中孚银行大楼办公。

通惠实业公司成立后，投资的第一个项目是中孚银行。该行一直由孙氏家族控制。这将在下节专门论述。

通惠实业公司在1917年和1918年，还筹划开办精盐厂、面粉厂、森林采伐场及煤矿等业务。其中，河南新乡的通丰面粉有限公司于1919年建成投产。该公司有资本50万元，占地90余亩。主要设备有：5层粉楼一座，美式磨18部，烟管锅炉3座，卧式双缸360匹马力引擎1部。厂房、办公室、宿舍400余间，职工230余人。日产面粉5000袋。它为河南省最大的近代机器面粉厂。商标有大喜、双喜、万象、大吉。生产的面粉除供应本地外，还远销北京、天津、石家庄、南阳、郑州等地。1938年2月新乡沦陷后，通丰面粉公司被日军侵占。1938年12月23日遭大火，粉楼全部烧毁。1939年8月重建后至1945年8月，由日本人经营。抗战胜利后，移交给国民党第31分监部。新乡解放前，该厂处于瘫痪状态。1949年5月新乡解放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通丰面粉公司。7月15日开始恢复生产。1955年1月，与其它私营面粉企业一起合并成立新乡市公私合营电磨加工厂。

通惠实业公司投资的烟台通益精盐股份有限公司也是1919年建成投产的。孙多森、孙多钰、傅增湘、王筱汀等还以个人名义投资入股。该公司资本原为25万元，经过3次增资，到1932年达100万元。其总公司原在北京，1930年随通惠公司迁至上海。孙氏家族成员长期承担重要的管理职责。如1938年3月11日召开的股东会选举董事7人，孙家有孙豫方、孙观方，选举监察人3人，孙家有孙陟甫、孙晋方。在40年代孙晋方长期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总厂设在烟台西沙旺大街，占地40亩，有职员40余人，工人200余人。该厂所用原料为粗盐，产于牟平沿海一带和石岛等地，用帆船运至烟台，每年所用最多30-40万担，最少也有10余万担，每担价值0.5元。该厂所制精盐平均每年约30-40万担。每担价值1.8-2.5元不等，约值100万元。在国内运销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国外运销东南亚，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日军侵占烟台后，该厂被破坏甚巨，一度时产时停，约于1940年，终因无法生产而停业。新中国成立后，烟台通益精盐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肇泰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辅中贸易进出口公司合作投资，在烟台盐厂原址成立肇泰实业公司烟台油厂，经营榨油业务。1955年3月29日实行公私合营[24]。

通惠实业公司还在1918年投资30万元在黑龙江哈尔滨建立通森采木公司。该公司位于哈尔滨站南岗区宁古塔街第482号。其主要业务是承领黑龙江省绥楞县诺敏河上游七道河即小鸡爪河国有森林一段，约200平方里。[25] 1919年7月6日孙多森患糖尿病去世后，继任者为缩小范围，就将该林场承包给他人经营。九一八事变后，因战争影响，该公司无法经营，被迫歇业。投资煤矿事，也随着孙多森的去世而停止。总体看，通惠实业公司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孙多森个人色彩的公司，业务的进展与他的督导、计划息息相关。在他去世后，通惠实业公司只是维持原来的经营项目，未再有新的发展。孙多森的去世也标志着孙氏家族投资的企业由加速扩张期转入平稳发展期。

4、孙氏家族控股的中孚银行是我国第一家正式对外发表经营国外汇兑的商业银行。

中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孙多森发起、由通惠实业公司投资建设的一个子公司，后来吸收了较多的商股，基本被孙氏家族控制，成为孙氏家族关联企业的金融枢纽。孙多森曾主持过中国银行的工作，深知银行在资金周转调度中的作用，明白它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因此，他在离开中国银行后，就曾考虑创办自己的银行。1914年9月通惠实业公司成立后，孙多森开始筹办中孚银行[26]。1916年1月该行经国民政府财政、农商两部批准注册立案[27]。计划收股金200万元，实际只收到60万元，主要由通惠实业公司提供。这样，中孚银行早期的董事孙多森、傅增湘、袁乃宽、王筱汀、张镇芳，均是通惠实业公司的董事。11月7日中孚银行正式开业[28]。总管理处设在天津，天津分行同时设立[29]。此后，业务开展顺利：1917年3月北京设分号，4月开办上海分行、汉口通汇处， 9月北京分号改为北京分行，10月改汉口通汇处为分行。因为战争影响，汉口分行营业不振，亏损较大，于1928年10月撤消。但其它地方营业状况较好，中孚银行仍不断的扩大分支机构，如1930年4月设立定县办事处，6月将总管理处迁往上海，并先后在上海、北京、天津添设支行，1935年5月又设立了苏州支行，8月再添设南京支行及郑州办事处。增资过程也较顺利。1917年增加为64万元，到1920年资本达到102万元，1921年增加为150万元，1930年又增加股款50万元，资本总额为200万元。随着中孚银行的发展，孙氏家族在该行投资的份额越来越多，拥有的股权越来越大。相比较，通惠实业公司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因为早在1918年，北洋政府财政部就因财政困难，将持有的通惠实业公司60万元股票向中孚银行押借了40万元，后来一直没有归还。孙多钰继任中孚银行总理后，与当时的财政总长周自齐商谈，将其买了下来。这样，通惠实业公司和中孚银行相互拥有的股权均由孙家掌握运用[30]。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孚银行业务受到较大影响，一些分支机构撤消，如定县、郑州、天津河东办事处，南京、苏州、上海西门支行。但中孚银行依托租界仍在营业。1943年底，资本调整为伪中储币500万元。抗战胜利后，调整资本总额为法币500万元[31]。但1946年2月，国民政府财政部以中孚银行“在抗战陷敌期间，有帮同敌伪危害民国行为”为由，吊销了该行的营业执照。实际上，在上海的各家银行，包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几乎均与敌伪银行有过往来，否则无法生存。中孚银行并未有特殊的违规行为，只是国民政府财政部想借此惩办一下在沦陷期间继续开业的银行，起“惩一儆百”的作用。而中孚银行此时已失去有力的靠山，有关官员在审查帐目时索贿又被拒绝，恶运就降临到它的身上。孙氏家族使尽了浑身解数，甚至请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帮助说情，也无济与事，最后还是通过原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找到蒋介石才准予复业。当然，代价也不小，孙氏家族除赠送大量的股票、现金、物品给有关人士外，还出让了不少关键的职位。如请吴忠信担任中孚银行董事长，国民党官僚李运启任阜丰面粉公司董事长，席德柄任阜丰面粉公司总经理。经过这样一番折腾，中孚银行又于11月15日开业。但此后，中孚银行，以及整个孙氏家族企业均江河日下，仅能勉强维持。中孚银行屡遭货币贬值后，更是雪上加霜。虽然1947年8月增设了芜湖分行，但并没有带来预想的效益，1948年9月只好再度撤消。

上海解放后，中孚银行遵照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的要求，办理人民币增资，将原有资产升值1亿元，现金增资1亿元，调整资产总额为人民币2亿元。1950年7月加入上海市私营金融业第一联营集团。1951年10月1日改组为上海市金融业第一联营总管理处，所有业务、人事均由总处统一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中孚银行不仅是我国较早开办的商业银行，而且“上海华商银行经营国外汇兑，对外正式发表者，以该行为最早。”[32]1918年5月29日出版的《银行周报》第2卷第20号专题报道了《中孚银行添设国外汇兑》，称：“我国银行与各国都市银行直接通汇者，几如凤毛麟角，金融轮转，率惟外国银行是赖。故该行兹为挽回利权及便利各界起见，特与英美日本各国银行，商订代理规约，直接通汇。该行魄力之宏大，识见之远大，洵有是多者。惟该行既创此先举，所望我国银行群起效法，则国外汇兑之发展，将国进九疆，而金融界亦得受无穷之惠。”从中孚银行档案看，1918年上半年中孚银行就正式经营国外汇兑业务，并与花旗、运通、朝鲜、台湾等银行商订代理规约，直接通汇。主要业务有：电汇、票汇、押汇、活支汇票、代收款项、旅行支票，还声称“其余一切信托、业务，凡外国银行所应有者本银行均可办理。”[33]中孚银行经营的国外汇兑业务开展得较好，以至有人评价：“其办理国外汇兑，信托业务，及保管库等，创设至早，现今欧美大埠，靡不知名。”[34]当然，在这前后，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也开展了国外汇兑业务。1926年6月，中国银行公会宣布成立华商外汇经纪人公会，会长为谢芝庭。[35]谢曾长期担任中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主管外汇业务。

上述孙氏家族控制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中孚银行为资金调度中心的企业集团——通孚丰集团，包括通惠实业公司、通丰面粉公司、通益精盐公司、中孚银行、阜丰面粉公司。1930年8月11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了通孚丰联合办事处[36]，这是通孚丰集团形成的标志。在孙氏家族的调度下，集团组成企业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共度难关，共谋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阜丰面粉厂历年拨付中孚银行的贴补款就达500万元[37]，帮助中孚银行度过了危机，而中孚银行的存在又为阜丰面粉厂的资金融通提供了方便。中孚银行对通惠实业公司、通丰面粉公司、通益精盐公司，及关联企业济丰公司都提供过资金支持。

孙家鼐不仅支持侄子、侄孙经营企业，自己也参与创办企业。1909年[38]，他与马吉森合股在河南安阳创办广益纱厂，设纱锭22344枚，规模较大。但当年11月29日孙家鼐便因病去世，未能直接经营企业。1912年11月广益纱厂失火，损失过半。1924年因被天门会占据而停业。1928年该厂债权人同泰源银号将该厂租与豫新公司接办，租期6年，改名豫新公司。1934年租期届满，停业。次年4月，由袁毓英等租办，复原名广益。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侵占安阳，部分设备受损。

二、孙氏家族成员参与发起了我国近代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组织。

从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孙多鑫、孙多森都不是只顾赚钱的商人，具有很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他们希望通过组织、参与各种政治、经济活动，团结、教育广大的工商业者，共同为振兴我国的经济而努力。早在1900年，他们就参与了唐才常、汪康年等组织的中国议会的活动。随着自立会起义的失败，中国议会的活动也就停止了。孙氏兄弟又转而参加经济活动。1902年2月22日，上海最早的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正式开办，孙多鑫就代表阜丰面粉公司成为首批会员。1903年9月清政府商部成立，载振为尚书后，第一件事就是奏请“劝办商会”。根据清廷颁行的《商会简明章程》，1904年5月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该会取消了总董制，而采取议董集体领导、总协理全权负责的单一领导体制。孙多森担任了议董。商会还委托孙多森起草章程，前后三易其稿，始成定章，这使商会的工作有章可循。该章程共73条，主要宗旨是：“联络同业，启发智识，以开通商智”；“调查商业，研究商学，备商部咨询、会众讨论”；“维持公益，改正行规，调息纷难，代诉冤抑，以和协商情。”[39]但商务总会成立后，主要忙于交际应酬，并未能认真地研究商学，这又引起了一部分绅商的不满。1904年9月孙多鑫、孙多森又联络上海著名绅商30人另外成立了一个上海商学公会，组织力量调查研究国内外商情，研求“物产盈虚之故，供求相剂之理”，以期与上海商务总会“互为表里”[40]。孙多鑫、孙多森都不尚空谈，为实干家。他们以阜丰商学社的名义邀请张相文利用在日本搜集的有关材料编写了一本《商学》教科书，并将该书赠送给上海商学会作为准备开办的中等商业学堂的教材[41]。由于孙氏兄弟热心公益活动，其所经营的阜丰面粉公司又是一个经营业绩良好的大公司，他们在上海商界就具有较高的威信。而1905年上海商会发起的抵制美货运动，更使阜丰面粉公司的销路大增，实力更加雄厚。到1906年12月上海商务总会任满改选时，孙多森被推举为协理也就顺理成章了。孙本可以在协理岗位上有所作为，但由于不久孙多鑫去世，他应邀北上接替兄长的职务，也就离开了上海的舞台。

孙元方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极为活跃。孙元方，字景西，1883年生，1899年留学美国，1912年获布朗大学哲学学士学位后回国。曾在中国银行任职。1913年起任阜丰面粉公司总经理。该公司在民国初年因政局不稳，业务影响较大。孙元方接任后，曾大加整顿，很快就扭转了困难局面。适逢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面粉畅销，阜丰公司赚到了可观的利润。中孚银行成立后，他一直负责上海分行。由于他多年留学国外，知识水平高；回国后，经历很丰富，既从事过金融工作，又负责过企业；他的口才也很好，长于社交。这些条件使得他在上海工商界拥有较高的威信。1915年春，中国、交通、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盐业等银行发起成立上海银行公会，1916年中孚银行成立后，也参与了发起工作。当时没有固定的组织机构、负责人，只是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会所，每天中午各银行负责人聚餐一次，讨论各项事务。到1918年加入公会的银行已有13家，就于7月8日召开成立大会，并订定章程，选举董事。孙元方对该公会的活动很热心，多次被推举为董事。1920年12月，孙元方还作为上海银行公会的代表出席了第一次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1922年9月、1925年9月分别当选为上海银行公会第三、四届副会长。1927年1月后银行公会采用委员制，孙元方又于1927年12月当选为第二届委员。1931年6月依据同业公会法，上海银行公会改组为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10月1日成立，孙元方当选为执行委员[42]。在1927年3月成立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中也可看到孙元方的身影，他被推举为经济科委员和外交委员[43]。但由于中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谢芝庭长期瞒着孙元方做外汇投机生意，孙又盲目信任谢，致使中孚银行亏损达200万元。1925年事发后，孙元方在孙氏家族的威信一落千丈，虽然一直担任上海分行经理，但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后来主要担任通丰面粉公司经理。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的社会声誉。此后，他未再担任重要的社会职务。1943年孙元方因病去世。

三、孙氏家族企业有关负责人参与了我国近代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活动。

孙多森之后，孙氏家族在经济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他的幼弟孙多钰。孙多钰，字章甫，1882年生，1899年留学美国，1909年自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获工程师学位。回国后，参加清政府组织的考试，得工科进士。历任吉长铁路工程局的工程师、总办兼总工程师，沪宁、沪杭甬两铁路管理局总办，湘宁铁路工程局总办，株钦、湘鄂两铁路总办。孙多森去世后，孙多钰辞去铁路总办职务，接任通惠实业公司总裁和中孚银行总理。1923年1月出任交通部次长时将通惠实业公司总裁一职让给了孙多森的儿子孙震方。1924年11月辞去交通部次长，专任中孚银行总理。后长期担任中孚银行董事长，直到1946年11月。1929年又担任阜丰面粉公司董事长。孙多钰对孙氏家族企业后期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成为20世纪20—40年代孙氏家族的核心人物。但随着孙家后辈的成熟，孙多钰对孙家的事业逐渐淡漠，特别是1930年中孚银行迁到上海以后，他依然居住在天津，对孙家的事业仅是遥领。抗日战争爆发后，南北阻隔，对南方的事业更是顾及不上。孙多钰自20年代以后，还相继担任启新洋灰公司常务董事、直隶滦州矿务公司副董事长、开滦矿务局天津局华经理、开滦矿务局总经理及耀华玻璃公司、江南水泥公司董事等，与周学熙系统的企业关系较为密切，在北方企业界具有较大的影响。1951年4月26日在天津因病去世。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孙氏家族在经济界最为活跃的是孙豫方和孙晋方，他们实际上分别控制了孙氏家族在南方和北方的事业。两人均是孙多鑫的三弟孙多炎的儿子。孙豫方，字仲立，1898年生，1919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农科，1925年起先后任阜丰面粉公司经理兼代总经理、总经理，1935年兼任中孚银行总经理。曾受国民政府指派，作为中国资本家的代表出席了1936年6月4日至24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二十届国际劳工大会。国际劳工大会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最高机关。国际劳工组织是根据巴黎和会的有关决议于1919年成立的，以改良各国工人地位及促进社会正义与国际和平为宗旨。每年召开国际劳工大会，制定公约草案及建议书，以为提高工人生活与地位之准则。国际劳工大会由各会员国派遣的政府、资本家、劳工三方代表组成。中国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原始会员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其较为重视，自1929年起，每届大会中国政府均派完全代表团出席。第二十届大会的全体代表为：政府代表李平衡、包华国，顾问罗世安，秘书谢应时；雇主代表孙豫方，助理代表兼顾问胡天石、朱宝贤；劳工代表朱学范，助理代表兼顾问赵班斧，顾问姚定尘[44]。虽然我在查阅有关报道这次会议的书籍、杂志、报纸时，没有找到孙豫方在这次大会上发言的材料，无法证明他所持的立场，但他能够出席这次大会更具有象征意义，它表明孙氏家族企业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仍具有较大的影响，孙豫方本人也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当然，孙豫方后来走了一段弯路。在上海沦陷期间，为了维护孙氏家族企业的利益，1943年竟然出任汪伪政府组织的粉麦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此举直接导致中孚银行的停业风波。抗战胜利后，孙豫方跑到美国、香港避祸。1950年10月回国后，任阜丰面粉公司董事长，后又兼任总经理，对该公司恢复生产做出了一些努力。但孙豫方未能很好地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1953年8月辞去董事长职。解放后，孙豫方也担任过一些社会职务，如上海市面粉工业同业公会小组长、上海市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工商界总会麦粉业分会主任委员等，但已风光不再。孙晋方，字锡三，1900年生，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科毕业。他主要在北方工作，曾长期担任中孚银行北京分行副经理、经理，中孚银行华北区分行副经理，后任中孚银行常务董事、副总经理、总经理，天津仁立公司董事长。解放后任阜丰面粉公司副总经理，裕通面粉公司总经理等职。公私合营后，孙豫方、孙晋方均任阜丰面粉厂（后为阜丰福新面粉厂）副厂长，在“文革”期间，两人受到一定的冲击，20世纪80年代先后去世。

在孙氏家族企业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中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顾翊群在1936年参加陈光甫使团赴美谈判，为签订《中美白银协定》立下了汗马功劳。1934年美国政府通过《购银法》造成世界银价飞涨，作为银本位大国的中国深受其害，白银大量外流，金融出现严重危机。1935年11月4日中国实施新币制政策后，国内经济仍存在严重问题，在白银政策上依然需要美国的支持。为此，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进行了长期的交涉。由于美国不想在处理中国问题上得罪日本，便不希望正式的外交人员参与白银政策问题的谈判。国民政府决定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率团前往美国，成员有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局长郭秉文、中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顾翊群，代表团的名称为“中国银行调查团”。陈光甫使团有两个目的，即：以较好的价格向美方出售白银，恢复1933年美棉麦贷款的未动用部分。由于美国不同意讨论贷款问题，中美主要是讨论白银问题。经过40多天的谈判，5月15日，中美正式签署了《中美白银协定》（又称《中美货币协定》）。这个协定虽然满足了美国的大部分要求，但该协定签定后，中国白银开始大量向海外市场出售，这对于增加黄金及外汇准备，巩固中国货币的国际市场价格有积极的作用，它使中国的币制基础得到了巩固。据代表团成员顾翊群回忆，中美双方还有默契：“今后中国将期待与美国进行更多、更好的贸易和更大的合作。”[45]这在协定中也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应该说，这个代表团较好地完成了预定的任务，顾翊群在其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顾翊群，字季高，1900年生，江苏淮安人，1921年赴美留学，获工商管理硕士等学位。1924年回国后，曾短期担任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财务秘书。因其为孙多森的外甥，不久就被聘为中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他理论知识较丰富，经常发表一些经济学论文，对金融改革有自己的见解，被称为币制专家。因此，他被邀请参加中美白银协定的谈判。对于他在谈判中发挥的作用，英格兰银行的C·罗杰斯在4月23日致英国外交部的一份电报中写道：“陈光甫毫不掩饰他对其使命的紧张。”“在他谦恭的声明中他称对于币制事务一无所知，这是与事实差不离的。顾翊群‘无疑是代表团中的中流砥柱’，第三位成员郭秉文对于货币与银行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派他去的原因主要是他与陈光甫一样，也是孔祥熙的私人朋友。”[46]由于顾翊群在谈判中表现出色，回国后就调任行政院参事；不久又被派到广东任省财政厅厅长兼省银行行长，颇有绩效，在外汇投资中大获其利；后曾代理财政部常务次长、四联总处秘书长。顺便说一句，顾在中孚银行任职时，也曾投资外汇业务，结果亏损了100万元，算是中孚银行为顾业务的成熟交了一笔学费。

（本文原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2期。）

作者汪谦干，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 有关寿县孙氏家族成员的生、卒年均参照《孙氏支谱》及中孚银行档案中有关材料。

[2] 孙宝 宣：《忘山庐日记》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114页。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农工商部》档案第140卷，转引自朱光华：《清代的机器面粉工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2期。

[4] 本文所引阜丰面粉公司投资、增资资料，来源于1957年3月上海市粮食加工工业公司撰写的《公私合营阜丰福新面粉厂简史》（内部报告）。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5] 《忘山庐日记》上卷第215页，1898年5月初9日记载：“夜，观荔轩（孙多鑫的字——作者注）诸人所定磨麦机厂章程。”

[6] （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4128-4129页。

[7] 从《忘山庐日记》中可以看到，在1898年9月初2以前，或孙氏兄弟一起，或只有孙多鑫到孙宝 宣处聊天，此后一段时间，孙宝 宣的日记中只提到孙多森，由此可以推测孙多鑫已离开上海。再从孙家的管家、阜丰厂首任厂长宁钰亭的回忆中知悉孙多鑫在1898年到美国采购机器设备。两相对照，大体可以知晓孙多鑫出国的时间。但因《忘山庐日记》缺1899年的日记，我们无法了解孙多鑫回国的具体时间，只能从回忆材料中知其在1899年回国。（参见包培之：《寿州孙家与中孚银行》，《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

[8] 据包培之回忆，阜丰面粉厂“自行车牌”商标的含义是，在1900年前后全国的运输工具主要是畜力车，自行车是新兴的快速车辆，用自行车的商标，以示飞速畅销全国之意。“自行车牌”商标后来世间通称为“老车牌”。 “炮车牌”商标，原是上海长丰面粉厂使用的商标，该厂1923年租给阜丰厂时，将该商标以规元银5000两出售。阜丰厂在推广华北市场时使用了该商标，在天津颇为畅销。此外，阜丰厂应客户的要求，还临时使用过“双虎”、“双鱼”、“国花”等商标，但仅限行销两广、福建、潮汕地区及南洋等地。参见包培之：《寿州孙家与中孚银行》，《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但从《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刊登的《一份罕见的中国近代商标注册证》一文附载的照片看，“自行车牌”商标的全称为“红蓝自行车”。

[9] 阜丰面粉厂老会计潘淑英摘存的历年“帐略报告”抄件，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5页。本段在写作时参考了该书第5章第6节，并引用了一些材料。

[10] 参见仲跻忠、王鲁元：《济丰面粉公司今昔谈》，《济宁文史资料》第4辑。

[11] 孙宝 宣：《忘山庐日记》下卷，1906年11月18日记载。

[12] 包培之：《寿州孙家与中孚银行》，《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

[13] 《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卷十九，第29页。

[14] 中国银行行史编委会：《中国银行行史》（1912-1924），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757页。

[15] 《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

[16] 中国银行行史编委会：《中国银行行史》（1912-1924），第758页。

[17] 聂其炜：《我和1913年的中国银行》，《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

[18] 上海《时报》1913年7月28日第3版。

[19] 参见《通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20] 参见《通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招股简章》。

[21] 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33页。

[22] 孙锡三：《一家从未登记的公司——通惠实业公司》，上海市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7辑。

[23] 包培之：《寿州孙家与中孚银行》，《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

[24] 滕宗海：《烟台通益精盐公司史略》，《芝罘文史资料》（烟台）第4辑。

[25] 参见国民政府农商部1919年4月17日颁发的执照。

[26] 1914年10月5日，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在致本行董事的函件中称：“能于阴历十月初一开张最好，陈光甫又与孙多森等组织商业银行，我们宜抢先也。”参见《浙江兴业银行董事会办事处董事会议记录》，上海市档案馆藏。周葆銮著《中华银行史》第6编第9页称，中孚银行“民国四年即经筹办”。

[27] 参见国民政府农商部1917年10月17日颁发的执照。

[28] 参见沈春雷主编：《中国金融年鉴》，第86页，1947年10月出版。该书称：“民国五年十一月七日开业，财部颁银字七一号执照。”但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印的《上海银行业概况》认为是“民国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开业”。

[29] 1916年制定的《中孚银行股分有限公司章程》称：“本银行设总管理处于董事会所在地，设总行于商业最繁盛区域，其国内外各处得随时择要推设分支行号或委托代理店。”但后来考虑到天津地居南北要冲，且为商业繁盛区域，便利较多，总管理处与总行的职能又息息相关，实际开业时便仅设总管理处于天津。

[30] 孙锡三：《一家从未登记的公司——通惠实业公司》，上海市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7辑。

[31] 参见中孚银行档案。本小节资料除另外注明外基本上来自中孚银行档案，不再一一注明。

[32] 徐寄 顷：《最近上海金融史》上卷，上海华丰出版社1932年12月第3版，第129页。

[33] 《中孚银行国外汇兑说明》，存中孚银行档案。

[34] 上海市商会商务科编：《上海市商会商业统计》（1932-1934），第39页，（台）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35] 陈瑞忠：《上海早期外汇业务和外汇经纪人》，《上海外贸调研》1983年第12期。

[36] 参见《通孚丰联合办事处简章》。通孚丰联合办事处未包括济丰面粉公司，该公司此时生产时断时续，孙氏家族未直接经营。

[37] 转引自《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第198页。

[38] 参见哀鸣：《论我国之新式纺织业》，《东方杂志》第16卷第4号，第77页；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37页。但也有资料称，该厂1906年已开工，参见《棉业月刊》第1卷第4期，第589页。张宪文等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大辞典》称，该厂1903年创办，初有资本银50万两，1909年开工资本扩大到200万元。参见该书第12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39] 转引自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2页。

[40] 《时报》1904年9月16日，转引自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41] 参见《商学·叙言》，上海商学公会1905年印。

[42] 徐寄 顷：《最近上海金融史》上卷，上海华丰出版社1932年12月第3版，第112-114页。

[43] 上海市档案馆编：《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9页。

[44] 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编：《国际劳工组织与中国》，1948年4月版，第115页。

[45] 迈克尔·罗素著、郑会欣译：《院外集团与美国东亚政策：30年代美国白银集团的活动》，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页。

[46] 迈克尔·罗素著、郑会欣译：《院外集团与美国东亚政策：30年代美国白银集团的活动》，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