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寿县孙氏家族与近代中国企业

汪谦干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51）

安徽省寿县孙氏家族是明朝洪武年间由山东济宁迁来的，世代耕读传家。到明末清初，孙氏家族通过经商开始致富。清代中叶，孙氏家族通过科举考试，逐渐在政治上取得显赫地位，特别是孙家鼐在1859年高中一甲一名进士，后来又做了光绪皇帝的师傅，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孙氏家族的影响盛极一时。清末直至民国年间，孙氏家族又通过发展企业，如面粉业、银行业、水泥业、煤炭业、食盐业等，再开风气之先，为我国近代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孙氏家族与近代面粉业

孙氏家族最早投资的企业是近代面粉业。1897年9月，孙多鑫、孙多森兄弟与亲友集资17万两，在上海苏州河畔莫干山路购置50亩地作为厂房，筹建了阜丰机器面粉有限公司。孙多森任总理，孙多鑫任协理。此时，清政府正积极鼓励投资设厂，加上孙氏兄弟的叔祖父孙家鼐为吏部尚书，正受朝廷倚重，很快被批准“概免税厘，通行全国”[①]。为了在同业中保持领先地位，孙氏兄弟用2.2万美金从美国订购了一套当时最先进的机器设备。1900年6月正式生产，日产面粉2600包。该公司从投产第二年起便逐渐获利，一直到1913年，每年赢利均在10万两左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面粉工业进入“黄金时期”，内销外销两旺，粉价上涨，每年纯益在15万两到32万两之间。1922年后，资本主义国家恢复元气，又开始向我国大量输入面粉，一些小面粉厂经受不住冲击，破产倒闭。但阜丰面粉公司凭借稳固的基础、强大的实力、优良的产品、成功的管理，不仅度过了难关，还一直稳步发展，先后租办了上海长丰面粉厂、无锡泰隆面粉厂、上海裕通面粉厂、上海祥新面粉厂、上海信大面粉厂，获得了较好的赢利。其时，阜丰系统日面粉生产能力可达51500包，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工厂日生产能力的11.39%。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地沦为“孤岛”，经济畸形繁荣。阜丰面粉公司借助地利优势，也获得一定的收益。据《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一书估计，阜丰面粉公司从投产到1940年，帐面赢利约为1580万元，为原始资本的37.89倍，平均每年赢利39.5万元；实际赢利则远大于此，仅1926-1937年的赢利就达1750万元，平均每年赢利145.83万元[②]。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阜丰面粉公司陷入艰难的境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又发动内战，致使阜丰厂开工严重不足，主要是代磨国民政府善后救济总署的小麦，因限于小麦来源，自营业务开展较少。曾一度在小麦产地安徽蚌埠租用信丰面粉公司厂房生产面粉，但由于战争因素，不久即告停歇[③]。到40年代后期，物价飞涨，卖出的面粉竟无法补给小麦。特别是1948年的“八一九”限价，更使阜丰公司多年的积蓄化为乌有。1951年下半年阜丰公司参加联营处后，业务渐有起色，收支得以平衡。联营处结束后，该公司生产业务全部为政府加工。1955年10月参加上海私营面粉工业全业合营。1956年5月，上海市粮食局将阜丰、福新两合营厂合并成为该市唯一的面粉厂，称为公私合营阜丰福新面粉厂。阜丰面粉厂从此结束了由孙氏家族主导它命运的历史。

阜丰面粉公司在1916年4月还与刘韵樵等在济宁合作投资建设了济丰面粉公司。济丰厂占地38亩，房屋近200间，于1918年7月13日正式开车生产。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面粉销路较好。1922年后随着洋粉的倾销，济丰厂的销售越来越困难，到1927年10月终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停工。此后，该厂受政局影响较大，生产时开时停。1946年中共第一次解放济宁时，就与厂方合营生产。中共军队退出济宁后，该厂便停产。1948年7月14日，中共第二次解放济宁后，该厂被收归国有，先改为铁工厂，1949年春又恢复为面粉厂，此后被称为济宁第一面粉厂[④]。阜丰面粉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在哈尔滨投资建立滨丰面粉厂，因效益不佳，不久停歇。

孙氏家族控制的通惠实业股份公司还投资河南新乡的通丰面粉有限公司。该公司1919年成立，有资本50万元，占地90余亩，职工300余人，1920年7月建成投产后，日产面粉5000袋，为河南省最大的近代机器面粉厂。生产的面粉除供应本地外，还远销北京、天津、石家庄、南阳、郑州等地。1938年2月新乡沦陷后，该公司被日军侵占。12月23日遭大火，粉楼全部烧毁。1939年8月重建后，继续由日本人控制。抗战胜利后，移交给国民党第31分监部。1949年5月新乡解放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该公司。1955年1月，它与其它私营面粉企业一起合并成立新乡市公私合营电磨加工厂[⑤]。

1953年，在香港的孙麟方创建了香港规模最大的面粉厂即香港面粉厂[⑥]。1961年，又前往马来西亚霹雳州红土坎兴建了东南亚规模最大的马来亚面粉厂。他再续了孙氏家族面粉业的辉煌。

二、  孙氏家族与近代银行业

孙氏家族对我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也作出了积极地努力。最早从事银行业的是孙多鑫。他在1905年夏，奉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召唤，到直隶“综理官银号事”，执掌直隶的金融机构。其时，周学熙任天津官银号督办，孙任总办。周、孙通力合作，盘活了天津官银号集聚的资金，支持了天津工商业的发展。

在孙氏家族中对近代银行业发展作用最大的是孙多森。他是中国银行第一任总裁。在任上他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如：派人到日本考察日本银行的组织、制度，后编成中国银行章程120余条；在任内通过了《中国银行则例》，该条例在北洋政府时期基本被沿用，仅在1915年和1917年有两次小的修改；改革人事制度；加强业务培训；大力扩展银行分支机构；设法推广钞票发行；派员到各处了解商情。经过他的努力，中国银行才真正具备国家银行的职能，成为一个具有现代金融知识的机构。孙多森本想在中国银行有所作为，但由于财政总长周学熙辞职，失去有力支持，且由于他未能满足袁世凯抽提中国银行钞票发行准备项下的现金，引起袁的不满，只得于1913年7月离职[⑦]。

但孙多森对银行业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1915年6月29日，他与周学熙、张镇芳、阿穆尔灵圭、袁克文等发起成立通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9月8日，经农商部注册、袁世凯大总统批准，该公司正式成立。其经营范围广泛，为“经营各项实业之总机关。随时调查、择地，依次自行筹办或介绍筹办各项实业，并一切金融、信托、债票募集之业务。” [⑧]孙多森就任该公司总裁后，便开始筹办中孚银行。1916年11月7日该行正式开业，实收资本60万元。总管理处设在天津，同时设立天津分行。此后，相继开办了上海、汉口、北京分行。1930年6月将总管理处迁往上海，并不断的扩大分支机构。如在上海、北京、天津添设支行，在苏州、南京设立支行，在定县、郑州设立办事处。除因战争影响，汉口分行营业不振，于1928年10月撤销外，其他分支机构营业状况良好。增资过程也较顺利：1917年资本为64万元，1920年达到102万元，1921年增加为150万元，1930年资本总额为200万元[⑨]。随着中孚银行的发展，孙氏家族在该行的投资越来越大，拥有的股权越来越多。通惠实业公司在该行的股权后也由孙家掌握，这样孙家就完全控制了中孚银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孚银行业务受到较大影响，定县、郑州及天津河东办事处，南京、苏州及上海西门支行等分支机构撤消，但中孚银行依托租界仍在营业。抗战胜利后，该行调整资本总额为法币500万元。由于失去有力的靠山，1946年2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借故吊销了该行的营业执照。孙氏家族使尽了浑身解数，多方托人说情，后通过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原委员长吴忠信找到蒋介石才准予复业。当然，代价也不小，孙氏家族除赠送大量的股票、现金、物品给有关人士外，还出让了不少关键职位，如请吴忠信担任中孚银行董事长、国民党官僚李运启任阜丰面粉公司董事长、席德柄任阜丰面粉公司总经理。经过这样一番折腾，中孚银行于11月15日复业[⑩]。同时改上海分行为总行，撤销总管理处。但此后，中孚银行，以及整个孙氏家族企业均江河日下，仅能勉强维持。中孚银行屡遭货币贬值后，更是雪上加霜。虽然1947年8月增设了芜湖分行，但并没有带来预想的效益，1948年9月只好再度撤消。

上海解放后，中孚银行遵照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的要求，办理人民币增资，调整资产总额为人民币2亿元。1950年7月加入上海市私营金融业第一联营集团。1951年10月1日改组为上海市金融业第一联营总管理处，所有业务、人事均由总处统一管理[11]。

值得一提的是，中孚银行不仅是我国较早开办的商业银行，而且“上海华商银行经营国外汇兑，对外正式发表者，以该行为最早”[12]。它在1918年上半年就正式经营国外汇兑业务，并与花旗、运通、朝鲜、台湾等银行商订代理规约，直接通汇。

孙氏家族成员中孙元方在北京政府时期的银行界也颇有声望。他1901年留学美国，1912年获布朗大学哲学学士学位后回国。1913年起任阜丰面粉公司总经理。中孚银行成立后，他一直负责上海分行。参与发起成立上海银行公会，多次被推举为董事。1922年9月、1925年9月分别当选为上海银行公会第三、四届副会长。1927年1月后银行公会采用委员制，孙元方于1927年12月当选为第二届委员。1931年10月上海银行公会改组为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又当选为执行委员。1943年因病去世。

孙氏家族成员在银行界任职的就更多了。如孙多钰、孙豫方、孙晋方、孙观方等曾在中孚银行担任重要职务，孙瑞方曾任中国实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孙多煃曾任中国实业银行北京分行副经理，孙方尚曾任中国银行出纳部主任，孙翊方曾任金城银行、中南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孙炽方曾任国华银行苏州分行经理。孙麟方在抗战时期还曾购买建国银行，并在上海、南京、北京设立分行，但不久便因资金周转不灵停业。此外，孙耀东曾任法商宝多洋行买办、重庆银公司经理，抗战时期任伪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监察人。

三、  孙氏家族与近代水泥业

孙氏家族对我国水泥业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孙家最早从事水泥业的是孙多鑫。1905年，随着清政府“新政”的实施，全国掀起了一股投资企业的热潮。在天津的周学熙、孙多鑫既掌握一定的资金，又有办企业的经验，便决定投资兴办自己的企业，即启新洋灰公司。该公司原名“唐山细绵土厂”，是直隶总督李鸿章1886年命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筹集官、商股银10万两兴建的，1889年投产。但该厂投产后先是亏损，后又被英国商人骗占。在清政府的支持下，1906年7月7日，经过几年的交涉，周学熙终将该厂收回，并将该厂改名为启新洋灰公司。新公司组建后，周学熙任总理、孙多鑫任协理。孙积极协助周清产核资、筹集资金、招募商股、制定章程、组织生产等。该公司所需资金开始主要由天津官银号承借100万元，孙氏家族也积极投资。该公司投产后，效益极佳，仅8个月就还清了全部官款。正当孙多鑫全力支持周学熙兴办北洋企业的时候，天不假年，这年12月29日孙多鑫突然患病去世。长期担任中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对北洋企业有较多了解的包培之认为，“孙多鑫是个沉默寡言、不喜出头露面而善于在幕后策划的‘诸葛亮’”；“北洋早期出现大规模的企业，是以袁世凯为后台，在孙多鑫的策划之下，由周学熙出面，三人进行合作的结果。”[13]

孙多鑫去世后，袁世凯又召孙多森北上兴办企业，所谓兄终弟及，孙多森继续着兄长的事业，接任天津官银号总办、启新洋灰公司协理的职务。孙多森为启新洋灰公司的发展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在任期间，启新洋灰公司一直保持很高的利润。孙多森1919年7月去世后，代表孙氏家族参与启新洋灰公司经营的是孙多钰，曾任启新洋灰公司常务董事。孙多钰后来还参与投资江南水泥公司，任董事职务。可见孙氏家族对我国水泥业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  孙氏家族与近代煤炭业

孙氏家族投资近代煤炭业是在1907年参与创办滦州矿务公司。因开平矿产无法收回，1906年8月周学熙计划在开平矿附近设立一个滦州矿务公司，希图“以滦收开”，即通过“开发利源”，以“收回利权”[14]。此举得到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支持，农工商部也准予注册。该矿仍由天津官银号招股承办，仅几个月就把200万两的商股募齐。后又续招股本300万两。孙多森协助周学熙开展了各项筹备工作。此后，滦州矿务公司与英国商人经营的开平矿务局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终因势单力薄，滦州矿未能打败开平矿，被迫接受开平矿的建议，实行开、滦合并。周学熙、孙多森等人虽然未能实现初衷，但此举体现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心。

1907年冬，周学熙、孙多森等人，为实现“以滦收开”的心愿，保全地权，又向时任直隶总督杨世骧建议由官商合筹，招股100万两（只招华股），成立“直隶滦州矿地公司”，专为承办矿场用地及建筑场房等事。得到批准，招股工作进展也很顺利。该公司在开、滦合并后，仍然保持独立，完全由华商经营。

孙多森去世后，孙多钰又参与了滦州、开平煤矿的工作，先后任直隶滦州矿务公司副董事长、开滦矿务局天津局华经理、开滦矿务局总经理等职，为该矿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五、  孙氏家族与近代食盐业

孙氏家族最早从事食盐业的是孙多森。1893年母亲在家乡去世后，孙多森感到家庭人口渐多，土地收益不敷支出，便由寿县迁居江苏扬州，向其姑父何维健租用盐票，经营食盐运销。1895年，孙多鑫离开两广总督幕府后，也来到扬州。这样，兄弟两人合力经营食盐运销。食盐运销利润大，风险也大。兄弟两人在积累了一些资本后，便决定改行，便于1899年开办了阜丰面粉公司。

孙氏家族再次投资食盐业是1919年通过其控制的通惠实业公司投资建立了烟台通益精盐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资本原为25万元，经过3次增资，到1932年达100万元。其总公司原在北京，1930年随通惠公司迁至上海。孙氏家族成员长期承担重要的管理职责。如1938年3月11日召开的股东会选举董事7人，孙家有孙豫方、孙观方，选举监察人3人，孙家有孙陟甫、孙晋方。在40年代孙晋方长期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总厂设在烟台西沙旺大街，占地40亩，有职员40余人，工人200余人。该厂所制精盐平均每年约30-40万担，约值100万元。在国内运销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国外运销东南亚，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日军侵占烟台后，该厂被破坏甚巨，一度时产时停，约于1940年，终因无法生产而停业。新中国成立后，烟台通益精盐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肇泰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辅中贸易进出口公司合作投资，在烟台盐厂原址成立肇泰实业公司烟台油厂，经营榨油业务。1955年3月29日实行公私合营[15]。

六、 孙氏家族与其它企业

孙氏家族还投资其它企业。如孙家鼐本人不仅支持后辈经营企业，自己也参与创办企业。1909年，他与马吉森合股在河南安阳创办广益纱厂，设纱锭22344枚，规模较大[16]。但当年11月29日孙家鼐便因病去世，未能直接经营企业。孙多森还协助周学熙创办了京师自来水公司。1908年3月，清政府决定在京师兴办自来水厂，名称为“京师自来水有限公司”，性质为官督商办，任命周学熙为公司总理，孙多森为协理。4月开始筹建，由天津官银号招股，共招来商股300万元，实际使用了270万元。该公司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阻力较大。周、孙等采用了各种办法，使工程顺利完工，但该公司一直亏损。孙多钰也积极参与了我国早期铁路业的建设。他1909年自美国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回国后，历任吉长铁路工程局的工程师、总办兼总工程师，沪宁、沪杭甬两铁路管理局总办，湘宁铁路工程局总办，株钦、湘鄂两铁路总办，1923年1月-1924年11月任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长，为我国早期铁路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孙氏家族对毛纺工业也有贡献。他们对1922年正式成立、经营毛毯出口贸易与毛纺工业的仁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不断投资，到后来“在股东中的孙氏家族及其亲友们所占的投资比重，加上中孚银行平津两行的投资，共达到60%左右”[17]。孙氏家族的代表孙晋方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长期担任该公司董事长。仁立公司在天津民族资本企业中占有很大比重，也是华北地区重要的毛纺织企业。到1950年已拥有毛呢纺织厂、地毯厂、蛋品厂和北京麻纺织厂等4个生产机构，还有上海分公司负责推销、采购，总管理处则兼营出口业务。1954年12月实行公私合营后，公司改名为“公私合营仁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仅仁立毛呢纺织厂就发展成为有3000多人、1万多锭子的大型企业，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毛纺织厂。

总之，孙氏家族创办或参与创办的近代企业不仅创办时间早，规模也比较大，多数在行业内居领先地位，在当时颇具示范和导向作用。这些企业不仅为孙氏家族积累了较大的财富，也推动了我国相关行业的进步，为我国近代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原载施立业、李良玉主编的《安徽三大家族与近代中国实业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①] 上海市粮食局等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3页。

[②] 上海市粮食局等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第198-199页。

[③] 1948年6月，阜丰面粉公司租用蚌埠信丰面粉厂，改公司名为“信丰阜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继续生产面粉。但在1949年1月20日蚌埠解放前，该公司负责人离厂而去。该厂随即被蚌埠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参见《蚌埠市军管会为什么要代管信丰阜记面粉公司》，《江淮日报》1949年2月4日。

[④] 参见仲跻忠、王鲁元：《济丰面粉公司今昔谈》，《济宁文史资料》第4辑。

[⑤] 参见新乡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新乡市志》中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93-294页；新乡市政协、新乡市志工作组：《新乡通丰面粉厂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始末》，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经济（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等。

[⑥] 1987年8月，香港面粉厂有限公司与南顺（香港）有限公司达成协议，以19200万元出售了香港面粉厂全部股权。晓雷、石民：《购入香港面粉厂，南顺执到宝》，参见齐以正等：《大财团盛衰》，香港南北极月刊1990年版，第23页。

[⑦] 聂其炜：《我和1913年时的中国银行》，上海市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

[⑧] 参见《通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招股简章》。

[⑨] 中孚商业银行：《中孚商业银行简史》，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宗号：Q289-1-16。

[⑩] 孙锡三：《中孚银行停业复业的内幕》，上海市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11] 中孚商业银行：《中孚商业银行简史》，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宗号：Q289-1-16。

[12] 徐寄庼：《最近上海金融史》上卷，上海华丰出版社1932年版，第129页；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页。

[13] 包培之：《寿州孙家与中孚银行》，《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

[14] 参见郝庆元：《周学熙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15] 参见滕宗海：《烟台通益精盐公司史略》，《芝罘文史资料》第4辑。

[16] 参见哀鸣：《论我国之新式纺织业》，《东方杂志》第16卷第4号，第77页；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37页。

[17] 刘缉堂、吴洪：《朱继圣与仁立实业公司》，《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