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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家族在上海 哥儿们香港再展大手笔
2009年10月14日 | user

哥儿们香港再展大手笔

当年阜丰面粉厂的老麦仓主任,是孙家多字辈的一位老人,方字辈兄弟唤他锦容大伯。锦容大伯后来因经营上与厂里经理孙仲立有矛盾,一气之下就甩袖不干了,带了一帮子弟兵退出来另起炉灶单干,在离阜丰面粉厂不远的苏州河边,建立了一家信大面粉厂。锦容大伯毕竟是老阜丰,开工厂的一套他熟门熟路,于是,信大很快成了日产2000包面粉的厂子,在上海滩树起了自己的牌子。这个老太爷之所以敢于另立户头单干,除了有经验之外,他还有8个儿子,指望他们成为事业上的帮手。而事实上,真正的帮手只有老大和老二。老大叫孙宾南(鸿方),其他几个都走了办银行的路子。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到了解放前夕,他们到了香港,别的事业无可举措,老四麟方和老六麒方两兄弟也神使鬼差似地,又回过头来吃面粉饭了,而且真的创出了大世面,好像孙家就是与面粉有缘似的。

老大孙宾南与其父一样,办事重信誉,非常实在,经营上从不搞投机取巧,生活上也极其简朴。他们不在大马路上租写字间,而是在天津路租了幢石库门房子办公,中午老太爷也与一般职工一起吃饭。开中饭不用厨子,而是用“包饭做”,每桌2元钱的饭菜,大家吃饱算数,那水准就像现在的街头盒饭差不多。老大老二是跟老爷子一起开工厂的,厂里的经营实权自然落在他们手里,而下面几个弟弟情况就不一样了。

老四孙麟方是德国留学生,回国后全副德国派头,喜欢打网球,还打过市里的锦标赛,拿过名次。在德国读书时就已买了汽车。回国后觉得两个哥哥已把厂子搞掂了,自己插不上手,就向大哥提出拿一笔钱出来做生意,于是办了一家建业银行。可是大少爷初涉世事无经验,银行总是亏损,到解放前夕,总计已亏损45万美元,几乎有脱不了身之势。好在堂弟孙九办过银行,也是网球场上的好手,只好前去请教。孙九告诉他,对储户绝不能一走了之,可在报纸上刊一广告,请债权人到香港去清理债务;同时不能空手去香港,香港是广东人的市面,必须带上活命钱。那时孙麟方在上海也有好地段的房产,但那时市面不好,有钱人纷纷逃命,大家都在抛售房子抓紧走道,甚至好房子也卖不出去。最后总算带了5万美元到了香港,伺机再图发展吧。

1949年的香港市面也大乱,因为国民党在全国的党政军头目除了死在战场上的,此时几乎都蜂拥到了香港,想渡海到台湾去也得获得允许才能去,因台湾那边尚未开发好,一下子无法容纳数百万军政人员及其家属,作为一般的商人就更没人管了,僧多粥少,市场有限,5克拉的金钢钻都卖不了几个钱,报上天天刊出有人破产跳海的消息,而从九龙到香港的轮渡码头上,几乎都成了上海人的天下,随时可碰到“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乡。

香港人口的激增,反倒给孙家人带来了商机。人多了总要吃饭呀,即便是生意不做,万事皆废,但饭还是要吃的。过去香港人以吃米饭为主,面粉市场不大;而现在大批北方人流入,面粉就成了紧俏商品。孙麟方觉得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孙家历来靠面粉厂起家,这回天意让他也办办面粉厂了。他先是租下了一家小型面粉厂,从内地设法运麦子来加工。生意做得不错,面粉供不应求,于是干脆盘下了整个厂子再不断扩大,这个德国留学生此时也模仿起他父亲和大哥的样子,一切从头做起,艰苦创业,终于时来运转,闯出了世面,不仅香港人吃他的面粉,抗美援朝时美国军队也来买他的面粉。他的面粉厂定名为香港面粉厂,可解决整个香港每天所需面粉的百分之五十,几年发展下来,他不仅还清了在上海办银行的亏空,而且厂子越办越大,身价地位也成倍地提高,曾当上香港总商会的会长。英国港督鉴于他对香港经济做出的贡献,申报英国女王封了他爵位。60年代中后期美国人在越南打仗,以香港为军需基地,面粉业又一次大受其宠,孙麟方的面粉厂也就再次获得发展的机遇,使他一举成为香港五六十年代的李嘉诚。孙家人见之常常不无感慨地说,他在上海有意办银行而久不得发,到了香港无意办面粉却成了大富翁,大概是天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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