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儿们香港再展大手笔

当年阜丰面粉厂的老麦仓主任，是孙家多字辈的一位老人，方字辈兄弟唤他锦容大伯。锦容大伯后来因经营上与厂里经理孙仲立有矛盾，一气之下就甩袖不干了，带了一帮子弟兵退出来另起炉灶单干，在离阜丰面粉厂不远的苏州河边，建立了一家信大面粉厂。锦容大伯毕竟是老阜丰，开工厂的一套他熟门熟路，于是，信大很快成了日产2000包面粉的厂子，在上海滩树起了自己的牌子。这个老太爷之所以敢于另立户头单干，除了有经验之外，他还有8个儿子，指望他们成为事业上的帮手。而事实上，真正的帮手只有老大和老二。老大叫孙宾南（鸿方），其他几个都走了办银行的路子。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到了解放前夕，他们到了香港，别的事业无可举措，老四麟方和老六麒方两兄弟也神使鬼差似地，又回过头来吃面粉饭了，而且真的创出了大世面，好像孙家就是与面粉有缘似的。

老大孙宾南与其父一样，办事重信誉，非常实在，经营上从不搞投机取巧，生活上也极其简朴。他们不在大马路上租写字间，而是在天津路租了幢石库门房子办公，中午老太爷也与一般职工一起吃饭。开中饭不用厨子，而是用“包饭做”，每桌2元钱的饭菜，大家吃饱算数，那水准就像现在的街头盒饭差不多。老大老二是跟老爷子一起开工厂的，厂里的经营实权自然落在他们手里，而下面几个弟弟情况就不一样了。

老四孙麟方是德国留学生，回国后全副德国派头，喜欢打网球，还打过市里的锦标赛，拿过名次。在德国读书时就已买了汽车。回国后觉得两个哥哥已把厂子搞掂了，自己插不上手，就向大哥提出拿一笔钱出来做生意，于是办了一家建业银行。可是大少爷初涉世事无经验，银行总是亏损，到解放前夕，总计已亏损45万美元，几乎有脱不了身之势。好在堂弟孙九办过银行，也是网球场上的好手，只好前去请教。孙九告诉他，对储户绝不能一走了之，可在报纸上刊一广告，请债权人到香港去清理债务；同时不能空手去香港，香港是广东人的市面，必须带上活命钱。那时孙麟方在上海也有好地段的房产，但那时市面不好，有钱人纷纷逃命，大家都在抛售房子抓紧走道，甚至好房子也卖不出去。最后总算带了5万美元到了香港，伺机再图发展吧。

1949年的香港市面也大乱，因为国民党在全国的党政军头目除了死在战场上的，此时几乎都蜂拥到了香港，想渡海到台湾去也得获得允许才能去，因台湾那边尚未开发好，一下子无法容纳数百万军政人员及其家属，作为一般的商人就更没人管了，僧多粥少，市场有限，5克拉的金钢钻都卖不了几个钱，报上天天刊出有人破产跳海的消息，而从九龙到香港的轮渡码头上，几乎都成了上海人的天下，随时可碰到“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乡。

香港人口的激增，反倒给孙家人带来了商机。人多了总要吃饭呀，即便是生意不做，万事皆废，但饭还是要吃的。过去香港人以吃米饭为主，面粉市场不大；而现在大批北方人流入，面粉就成了紧俏商品。孙麟方觉得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孙家历来靠面粉厂起家，这回天意让他也办办面粉厂了。他先是租下了一家小型面粉厂，从内地设法运麦子来加工。生意做得不错，面粉供不应求，于是干脆盘下了整个厂子再不断扩大，这个德国留学生此时也模仿起他父亲和大哥的样子，一切从头做起，艰苦创业，终于时来运转，闯出了世面，不仅香港人吃他的面粉，抗美援朝时美国军队也来买他的面粉。他的面粉厂定名为香港面粉厂，可解决整个香港每天所需面粉的百分之五十，几年发展下来，他不仅还清了在上海办银行的亏空，而且厂子越办越大，身价地位也成倍地提高，曾当上香港总商会的会长。英国港督鉴于他对香港经济做出的贡献，申报英国女王封了他爵位。60年代中后期美国人在越南打仗，以香港为军需基地，面粉业又一次大受其宠，孙麟方的面粉厂也就再次获得发展的机遇，使他一举成为香港五六十年代的李嘉诚。孙家人见之常常不无感慨地说，他在上海有意办银行而久不得发，到了香港无意办面粉却成了大富翁，大概是天数吧。